解决住房突出问题,强化普惠金融服务

—— 孟晓苏谈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体会

2021年1月3日

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:“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,住房问题关系民生福祉”,“高度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,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”,“因地制宜,多措并举,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”,还要求“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”,“强化普惠金融服务,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”。这些要求为2021年房地产业发展定下了基调,更为今后几年金融业发展指明了方向。

我做为房地产业与金融业资深人员,认为这些要求非常重要与及时。

一、如何解决房地产发展突出问题?

大城市住房紧张与保障性租赁房不足,是当前房地产发展中的两个突出问题。

从1998年起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起,22年来我们主要办了三件大事:第一、取消福利性租房,把租住公房卖给职工,解决了多年积累的租住公房问题;第二、大力推动住房商品化,靠市场经济进行大规模城镇住房建设,使房屋开发投资增速连年保持在20%以上,城市有效扩张,开发企业在提供大量商品房的同时,也提供出大量拆迁安置房;第三、政府启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,有效缓解绝大多数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。

现在已可以看到22年奋斗的可喜成果。根据2019年底央行大规模抽样调查显示,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拥有产权住房的占96%,户均拥有住房1.5套,最低收入20%城镇家庭的住房拥有率达到89.1%。“房子是用来住的”,我们多年为之奋斗的“居者有其屋”目标已经基本实现。随着城镇房屋价格上涨,人民群众的家庭财富价值日益显现。央行调查显示,在我国居民家庭总财产中,房产占比达到59.1%,家庭负债率降低到9.1%。许多普通收入居民发现,把他们多年收入与房产价值增值相比,房产增值高于收入总额。是房地产发展让人民群众家庭财富迅速增长、居住得更加舒适宽敞、生活得更有尊严。

现在存在的问题恰是中央所指出的“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”与对“保障性租赁房”重视不足。这说明在国家经济发展与人口加快迁徙的同时,住房建设与金融服务没有跟上形势的变化。为此中央要求“因地制宜,多措并举,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”。而解决这两个突出问题,我认为都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

第一、主要大城市存量住房价格迅速上涨,把供不应求问题突出显现出来。供应不足的主要问题在于供地不足与投资受限。供地不足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我国土地制度设立初期,在1986年刚刚设立国家土地局时,仅因为派人去境外考察时国家外汇不足,就只能让他们到香港考察,没有资金到更多国家和地区去考察。片面学习单一香港模式对内地城市危害不小。香港城市建成区只占全部土地的22%,现在内地多数城市也是在20-24%之间;香港住宅建设用地只占全部土地的7%,而内地多数城市也纷纷限制住宅建设供地,有的城市住宅用地还低于香港的比重。投资不足主要是来自金融管理机构对开发融资的种种限制,生怕“资金流入住房建设”。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,在我国房地产开发中,由政府管理的土地要素与资金要素都被人为严加控制,而挡不住的却是大城市人口逐年增加。人口与“人才”不断涌入大城市,住房供应怎能不紧张?存量房价如何能不上涨?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,就要看到真正原因所在并对症下药,增加大城市土地供应,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供应,防止因供地过少而人为加剧住房供应紧张、推升房价上涨。

第二、要放宽对居民购房抵押贷款的限制,让银行资金能有序进入大城市住房市场。现在要求银行贷款多贷给制造业,但制造业的现实情况又让银行担心还不起钱。其实制造业更需要的是购买资金,产品缺乏销路当然银行不敢贷款。笔者多年呼吁银行要贷款给住房消费、贷款给居民购房。有的人说,贷给居民购房就会妨碍消费,他不知道居民购房也是消费,而且是居民的最大消费;购房后还要装修和购买家具家电,又产生了派生消费。更需要看到的是,购房款交给开发商以后资金并没有停滞,而是开始了一系列的流通过程:开发商付款给营造商,营造商付款给部品制造商、制造商付款给原材料与能源供应商……,不仅把每个生产环节都搞活,而且各个环节都有对劳动者的支付,劳动者领到薪酬后去养家糊口,又拉动了其它消费。而如果限制住居民购房这个源头,货币流转过程就难于启动,经济就会陷于困难。所以要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,就要让金融发挥作用。不仅需要金融支持开发企业购地和建房,更需要金融支持居民住房消费。

第三、我国多年租赁房供应不足,成为城市建设的主要短板,这是房改后尚待解决的最大问题。发展租赁房实现“租售并举”是中央近年的要求,最近再次强调要在公共服务、土地供应、税费减免与租金水平等方面给予支持。为什么租赁住房供应问题一直不能很好解决?问题也出在供给侧,主要是缺乏专业化、机构化的房屋持有主体。国外境外的这种持有主体多是REITs,即汇集社会资金实现对租赁房的权益型持有。而我国至今没有租赁房REITs,就像是要打仗而没有组织起一支军队,却让居民拿着刀斧棍棒上战场。我国现在市面上的租赁房,有的是居民家庭自发买房用于出租,也有的是开发商卖不掉房子被迫出租,主动自觉持有租赁房的机构凤毛麟角,而且多是用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来持有,面对着资金刚性兑付的风险。最近“蛋壳公寓”被打破引发社会热议,人们是否已看到,“蛋壳破碎”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直接融资?中央早就提出“支持专业化、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”的要求,可不要把这句话理解为要民间设立更多“蛋壳公寓”,也不能依靠只适合“打短工”的开发商持有。租赁房REITs才是最适合“当长工”的长期持有主体。

我国大城市房屋具有“租售比低”而房价上涨快的特点,房价上涨会使得本来就低的“租售比”更低。在这种情况下设立的REITs,就要设法挖掘其收益率,包括把政府对低收入家庭的租房补贴通过立法确定下来,作为REITs的稳定收益;还要防止对房屋价值的高估,可按照成本价交由REITs持有,甚至可以将房屋评估价值下浮,用财政资金弥补折损。回想当年房改向全国职工出售公房时,若是都按评估价售房,有几个职工能买得起?那时采用的都是按照“成本价”,为此还在主要城市建设“经济适用房”,形成了各地的“成本价”;然后再通过给予职工“工龄补贴”与“一次性付款折让”,让老职工仅用两三万元就买下了公房。那时也没有人去责备什么“国有资产流失”,因为那住房本来就应当是职工的。今后若我国设立租赁住房REITs,基金持有机构也是用人民群众的资金,或者直接由人民群众所持有。在与当年房改类似的情况下,为什么不能把租赁房按照折让价转由REITs持有?相当于由财政提供了一次性补贴,提高了REITs收益率与持有价值。这样做容易提高REITs收益率,便于吸引社会资金参与REITs。

二、如何强化普惠型金融服务?

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指出:“人民至上是作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”,“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”,还要求“强化普惠金融服务,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”。可以看出,中央要求强化普惠金融服务不仅出于金融业健康发展的要求,而且有源自“人民至上”的初心。

回顾我的工作历程,都是与“人民至上”密切相关;我多年来贡献给国家的金融创新产品,都是“普惠型金融”。

当年万里同志推动安徽联产承包制改革取得突破,秉持的就是毛主席所说“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”。八十年代初期我到万里同志身边工作后,跟随他把农村“联产承包”推广到全国,并由此掀起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大潮,那时做的就是“把土地还给农民”;20多年前我作为组长的房改课题组力推住房制度改革,使许多职工能以很低价格买到公房产权,那时做的就是“把房产还给居民”;随后在我与同事们的建议下,国家推出“住房抵押贷款”、“住房抵押贷款保险”等普惠型金融产品,那是“把贷款贷给百姓”。后来随着房价上涨,商品房与保障房共同增值,终于使住房成为居民家庭最大的财产;我提倡多年的“反向抵押养老保险”,五年前在我创立的幸福人寿保险公司试点成功,让参保老人凭借产权房获得养老保障,有效增强了“第三支柱养老保险”,那是“让保险惠及老人”;我持续提倡15年的资产证券化REITs最近已被社会接受,它能把偿还不起的政府负债与企业负债,变成份额化、均质化、可分红、便交易的金融产品,那是“把欠债还给债权人”。

可以看出,上述改革措施都是维护人民利益之举,上述金融创新产品都是“普惠型金融”。虽然这些工作已取得巨大成果,但还都没有最终完成。根据中央要求“强化普惠金融服务,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创新”,推动普惠金融还需要加大力度,并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与阻力。

先说当下的农村改革,现在已发展到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阶段,两亿农民已进入城镇成为新市民。但是农民问题仍与当年一样,核心问题仍然是“土地问题”。在农民进城后,“土地问题”就表现为农村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能不能合法流转。现在农村里农民在减少、而宅基地却在增加。进城务工人员在农村的房子没有人住,留着“养老鼠”,而他们进城后却没有适合的居住场所,住得“像老鼠”!为什么不能通过宅基地流转,让农民得到进城购房安家的资金,同时通过土地复垦增加耕地呢?万里同志20多年前就跟我说过:“说小产权房违法?你把法律修改了他不就不违法了嘛!农村承包制开始也是违法,后来我们修改了法律,它就不违法了”,他还对我说:“你去讲”!我与清华大学李津魁教授早在2007年就提出“让农民带着地票进城”,并在重庆市取得试点成功。但直到现在,允许农村宅基地流转的法律法规还没有提出。有些地方以“拆除违建”为名拆除小产权房,他们为了延续征地政策和维护地方政府“土地财政”,公然损害农民与城市居民的住房财产权。

再说城镇住房制度改革。我本来以为这项任务已经完成了,后来在幸福人寿保险公司推动“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”时,我才发现有许多老干部、老教授、老职工受困于“院产房、国产房、军产房、所产房”等各类没有完成房改的房屋,这些人拿不到房产证,没有房产权。原来在我离开房改工作之后,他们就不再推动住房制度改革了。住房制度改革的任务只完成了一半,还有很多尚待完成。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抱有期望。

第三是居民购房抵押贷款。这个既给百姓带来福祉,又受商业银行欢迎的普惠型金融产品,近年来却不断遭受阻力。到底银行贷款应贷给生产还是贷给消费?是应贷给“老板”还是贷给“老百姓”?商业银行不愿意贷给那些没有抵押物和卖不出产品的生产企业,他们认为,居民住房抵押贷款的抵押物是新的,又交了30-50%的首付款,对银行贷款非常安全。非要银行贷给生产企业,银行就发明了“房抵经营贷”——抵押企业主的房子来发放经营贷款。有人责备银行有“当铺思想”,其实正是居民不断增值的住房财产,在信用缺失的当下有效增信并保证了金融安全。

第四,积极支持全国社保基金会,加快落实中央所提出的“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”工作。这项工作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,明确要划转国有资本的10%充实社保基金,即从现在国有净资本总量的66万亿元之中划转6万亿元。进行这种划转是有理由的,因为我国过去多年把职工退休金转为国有资产,形成全世界最大的国有资产规模,也造成现在养老金不足。面对大约6万亿元养老金缺口,就需要把过去错放在国有资本中的这部分资金再划转回来,这是一种“把退休金还给职工”的正确制度安排。可惜这项工作进展得不如人意,希望能合理设计、加快落实。若是实现了划转10%国有资本进入社保基金,这项“偿还工作”是不是就完成了?我认为不是这样,因为农民群众的养老金问题还没有解决。建国初期我国通过廉价收购农产品和高价出售农用物资所形成的“剪刀差”,来强制性进行工业化积累,在这方面是亏欠了农民的。现在国家已有能力对农业、农村与农民进行“反哺”,就应以适当方式对“剪刀差”进行偿还。为此我建议:再划转10%左右的国有资本,用于补充农民包括进城农民的养老金,让社保基金与“新农合”联手保障农民。这样就可以消除这方面的工农差别与城乡差别。算下来国有资本并没有减少多少,反而妥善解决了覆盖全体人民的社会保障问题。

第五,大力发展直接融资,减少间接融资与刚性兑付。历史上发达国家都有过以间接融资即银行贷款为主的时期,现在他们已纷纷走上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阶段,而我国却还停留在以银行贷款为主的时期。它的优点是适应经济低成本扩张的需要,缺点是不利于企业创新型发展要求、造成企业负债累累、也不适应居民理财的需要。为了弥补这些缺点所发展起来的“影子银行”,却因为野蛮发展与粗放治理,带来了更多的问题。特别是近年以“金融创新”为名搞出的“P2P”,对众多人民群众进行了一次“拉网式洗劫”,有人说中国已形成的中产阶级,有半数在P2P中被消灭了。我赞成某人批评把“银行间市场”功能无序放大的错误做法,使这个市场从银行间调剂头寸与银行间债权转让,变成向非金融企业发放债券,进一步扩大了发债规模。但是这位先生所搞出的“PPP”难道就是直接融资吗?本来PPP这种工具在国外都是用于5亿元以下的小项目,民间投资容易进入,搬到我国就变成动辄几十亿、上百亿元的大项目,如何让社会投资进入呢?结果几乎都变成施工类国企的负债,加大了政府与企业的负债率。

更为严重的是,有人限制银行把贷款贷给居民购房,却支持银行向某些大企业无休止地放贷,用金融杠杆助长垄断与资本无序扩张。银行本身就有“嫌贫爱富”特点,互联网金融又是“只有第一没有第二”,于是都一股脑地贷给所谓“第一”的互联网企业。我们刚刚跟一只巨大“灰犀牛”擦肩而过。它是怎么利用间接融资急剧扩张的呢?本来注册资本只有30亿元,通过银行贷款放大到90亿元,随后再通过ABS进行40轮滚动,放大到3000亿元,金融杠杆率高达100倍!它获取资金的成本是3.8%,放贷出去利息率就猛增到15-18%,还要另加手续费。间接融资就是这样助长垄断与培育资本大鳄,各种审批手续还都很健全。事实证明,说房地产是“灰犀牛”欠考虑,其实金融乱象才是真正的“灰犀牛”!

与上述种种热衷于扩大间接融资的做法相反,我一直在提倡发展直接融资的REITs,特别是呼吁进行政府公共资产证券化。REITs的本质就是普惠金融,它能把政府与平台公司用借款建成的不动产资产,通过REITs方式由人民群众来权益型持有。要知道如此大规模的地方借款是还不起的,全世界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,就是把优质资产做成REITs,把债权人变成REITs的权益人。美国REITs市场上总计1.3万亿美元流通市值的220多支REITs,就是由8千万美国人用养老金与保险基金间接持有的。REITs产品以安全性强和增值率高的不动产资产为锚,又有按年度分配收益和流通转让的便利,使它成为稳健型投资的首选,在可以有效化解地方债的同时,更是给予人民群众的“普惠型资本福利”。

我记起一篇网络短小说,题目是《忘了初心》。内容是:“一个人心爱的狗死了,他十分悲痛。为了表达哀思,他决定举办一场火葬。没想到那东西越烤越香……他就又跑去买了一瓶啤酒!”这人竟把自己心爱的狗狗给吃了!作者写道:“有些事情,走着走着,就忘了初心”。这篇小说引发人们思考:是不是为了那口喷香的狗肉,就忘了爱狗的初心?

上个月我带北京大学毛泽东管理思想研修班的企业家同学们,去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。在毛主席像前我们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词,这让我思绪万千。当人们宣誓要“消灭三大差别”时,是在为消灭差别而努力,还是固守“城乡二元结构”,甚至反对消灭城乡差别?当人们宣誓“实现共同富裕”时,是实行“普惠金融”还是要把钱贷给资本大鳄、让他们层层放大盘剥百姓?当人们宣誓“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”时,是果真如此做,还是为维护各种私利而设法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?现在问题都已摆在面前,难道不该让人们反思与警醒吗?

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:“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”,“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”!